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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2 21:54:44

此前一年,黄河的断流创造了7个历史之最。此时,华东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建国以来少有的冬汛气候,和紧跟其后的强降雨,为一个洪涝“灾年”的到来唱响了序曲。

北起松花江、嫩江,南至闽江、珠江,大半个中国在1998年深陷在浊浪中。这其中又以长江的灾情最为险峻。截至8月22日,全国共有29个省(市、区)遭受洪水袭击,不到6个人中就有1人受灾(受灾人口2.23亿),死亡者超过3000人,倒塌房屋近500万间,直接经济损失初步统计为1666亿元。

“全流域性大洪水”——这个专业性用语成了流行词汇,不断出现在各媒体之上。更多生态方面的原因在抗洪救灾的过程中被挖掘出来。天然林禁伐、“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等一系列政策开始贯彻实施。1998年前后,环保意识勃兴,绿色NGO(非政府组织)开始在中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官方环保机构也日渐挣脱“不作为”的枷锁,并最终在2005年形成一轮环评风暴。

灾难,成为重新省思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个起点。

水漫神州 长江最险

1998年8月7日中午,江西省九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调度室内,办公室主任戚方亮躺在长凳上睡着了。连续几个日夜的坚守,大家都很疲惫。但他并没能睡多久,九江决口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这里。

8月7日下午1时,九江段约有30米长江干堤决口,洪水滔滔,以每秒400立方米的流量和高达7米的落差向九江市区漫延。在此之前,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境内的长江支流大堤已多处失守。就在九江长江干堤决口前10个小时,湖北省公安县孟溪大垸也被洪水冲垮,三个乡镇遭受灭顶之灾,10余万人口受灾。此前一天,湖北境内多次破口分洪,数十万群众被迫转移。将时间再往前推,8月4日,九江的江新洲大堤决口……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发生在湖北省嘉鱼县,8月1日晚,洪水在该县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奔涌,有5万多人被困水中。在嘉鱼县簰洲湾民垸中堡村,6岁的小女孩江珊家的房子被冲塌了,奶奶在被洪水卷走之前,帮助她爬上一棵小树。“千万莫睡觉,等人来。”这是奶奶的临终遗言。突然的溃堤事件,使江珊失去了5位最亲的人。

黑夜中江珊和另外四位小伙伴在摇摇晃晃的小树上,感受着身下咆哮的洪水,直到树枝被浪头打断。随波漂流的江珊,头部撞上一棵杨树,她顺势爬了上去,在这棵树上,她一直坚持到9个小时后被武警战士救起。在某种意义上,江珊是幸运的,因为包括19名官兵在内,很多成年人都没能在洪水的肆虐中逃脱。

3个月,这场洪水持续得太久了。从6月下旬开始,长江连续出现了8次大的洪峰。而长江,并非唯一的战场,北部的黑龙江省,嫩江和松花江也遭到该世纪第一大洪水袭击,上百人死亡。同样是在6月,中国南部的闽江和珠江流域西江段发生百年不遇洪水。如果再把5月份发生在宁夏等西北地区的洪灾算在内,在1998年,中国的东西南北中,全都被暴雨和洪水所困扰。

抗洪救灾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共调动了30余万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另有800多万长期在抗洪一线的干部群众。江泽民总书记因此推迟了原定的对俄罗斯和日本的国事访问。

8月7日长江九江段的溃堤,最为惊心动魄,举国为之震动。这是长江干堤70年来首次决口。九江人至今都记得当时惶恐的心情。一直到8月13日,堵口才最终成功。“最后调来一艘80米长的运煤船,凿沉后堵在决口处,再往两边塞小一点的船和粮食。在沉船外侧抢筑围堰。”九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高级工程师邓习珠对当年的奋战记忆犹新,“当时有2万多军人,花了几千万元才堵住决口。”

亡羊补牢 禁伐令出

在抗洪救灾仍在如火如荼进行中时,当年8月20日,四川省政府决定实施天然林禁伐政策,在全国率先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天保工程)。

事实上,至少在10年前,人们就认识到,长江上游砍伐天然林已造成严重的生态恶化,终有一天长江将变成第二条“黄河”。1998年这次全流域大洪水,促使人们反思既往的发展理念。

“1998年长江水量并不比1954年大,但水位却更高。”九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高级工程师邓习珠道出了长江河床被泥沙抬高的现实。一个屡被提及的数据是,20世纪50年代,长江上游带来的泥沙平均每年5.22亿吨,80年代则增至6.34亿吨,长江干流的河床大约每10年就要抬高1米。这和建国后几次大规模的森林采伐密切相关。

长江源头自古就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构筑成一道生态屏障。但自20世纪50年代始的几次大规模采伐行动,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减少了一半多。除此之外,长江两岸愈演愈烈的围湖造田运动,也严重减弱了湖泊的调洪能力。

历史的旧债总要偿还,在消极的禁伐之外还需要更积极的生态重建。自1998年国务院颁布禁伐令之后,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和退牧还草工程开始陆续在各地实施。

说这是历史的一个拐点未免过于夸大,但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这多少有点亡羊补牢的味道。

长江源头部分县市是典型的“木头财政”,林业收入占当地财政收入的70%以上,禁伐令对地方财政和民众就业都将造成极大影响,况且退耕还林等政策还需要政府给农民以金钱补偿。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只要对生态的破坏没有造成对人类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政府、企业和群众愿意听之任之,以换取经济利益。

1998年后,环保仍处于弱势地位。像山西这样的资源型省份,照旧以透支环境为代价谋发展。在很多环境学者看来,污染仍在进一步加剧。

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劣,导致维权的民众的增多,在民间,环保渐由小众的践行发展为一场运动。

保护家园 绿色NGO崛起

1998年的大洪水使森林采伐成为公共话题,在这一年,“自然之友”与央视“”栏目合作,曝光了云南德钦县非法砍伐天然林的问题。成立于1994年的“自然之友”是国内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经过四年的磨练,他们的羽翼已渐丰满,开始在保护天然林、救助滇金丝猴及反可可西里盗猎等一系列公益活动中担当主角。

44岁的汪永晨那时具有两个身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和“绿家园”环保群体召集人。自1999年开始,她陆续获得一连串的环保奖项。在1998年,民间环保运动中多了很多新面孔,河南省新乡县范岭村一个叫田桂荣的妇女,开始自费回收旧电池,她为此耗费了20万元;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也在这一年创立了全国第一个向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民间机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开始升温,但整个社会的环保意识,较西方发达国家仍有非常大的距离。那个时候,总部设在荷兰的“绿色和平”组织是许多环保从业者心中的楷模。

五年后,“绿色和平”获准在中国大陆展开活动。2004年,他们针对印尼金光集团“在云南省圈地毁林”的调查报告,使云南省政府的这一庞大开发项目搁浅。

来自民间的环保维权也在短期内集中出现,这和我国环境事故进入高发期有关。因为饮用水源和空气污染等原因,部分工业密集地区出现癌症村这样的受害群体。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民众开始反抗。有时他们采取暴力手段,2006年4月,因对企业排放污水、废气不满,福建泉州市100多名附近村民手持铁棍,打砸了4家工厂。有的时候,他们诉诸法律,同样是在福建,屏南县1643名村民将亚洲最大氯酸盐化工厂告上法庭。

到2006年10月底,中华环保联合会举办首届“可持续发展年会”时,我国的环保民间组织已达2768家,总人数达22.4万。绿色NGO无疑已是中国最活跃的民间组织群体。据预计,未来5至10年,我国环保民间组织的数量和从业人员还将以10%至15%左右的速度递增。

环保局发力 遇权责难题

2005年春天,环保人士打了一个漂亮仗。北京正在施工中的“防渗膜工程”被迫“全面整改”。“自然之友”副会长杨东平认为,国家环保总局因此主办的公众听证会在我国环境保护史上具有破冰意义,这起事件也是绿色NGO与政府环保部门合作的成功典范。

在处理“圆明园防渗膜工程”之前,国家环保总局刚刚发起了一场“环评风暴”。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2005年1月18日,国家环保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停建13个省市的30个违法开工项目,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的建设项目名列三甲。

接下来的故事有些曲折,因为十几天过去了,三峡总公司的三个建设项目仍然在继续施工,直待国家环保总局再度发威,才告停工。“环评风暴”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环保部门终于“硬”了起来。欣喜的媒体在元月刚过就将2005年定义为“环评年”。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国家环保总局的潘岳副局长开始频频露面,针对环保议题发言或下达新的指令。在此之前,国家环保总局也曾试图有所作为,但常常感觉力不从心,2004年反对怒江建坝的过程中,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个官员曾拨通民间环保人士汪永晨的电话,寻求支持。“环评风暴”过后,潘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要通过‘环评’立一个公众参与的‘平台’,使媒体、学者、NGO、群众形成合力,以此来推进我们共同的事业……仅我们一个部门,就会变成少数人的事而最终一事无成。”

热热闹闹的“环评风暴”过后,那些违法企业在补齐了手续之后,又陆续开工了。王灿发教授事先对记者说的话还是应验了:“现在还仅是国家环保总局在程序上取得了胜利。接下来,环评要怎么做?这些违法施工项目的环评要不要通过?前期的投入那么大,为了保护一些物种,为了保护环境,让这个项目停下来的可能性并不大。”

环保部门的困难体现在多个方面,在执法过程中遭遇地方政府阻挠是一个普遍现象。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贵州省六盘水市副市长叶大川在向国务院七部门环保专项行动督察组汇报时,弄虚作假隐瞒污染问题。国家环保总局权力太小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让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丢了官。他们的权力呢?有关将国家环保总局升格的传闻也适时出台了。

“自然之友”副会长杨东平认为,中国的环境保护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和历史关头。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呈积重难返之势,我们能否超越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和发展模式,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1998年的大洪水和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为人类敲响了警钟。对环保而言,当下它所面临的机遇和困难一样多。

□本报记者 韩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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