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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 18:46:21

昆明:昆明在战时属于后方,日军进行了一些效果不大的轰炸。1938年,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搬到昆明,使昆明成为战时人文荟萃之地。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战前为清华大学教师,随校南迁至长沙和昆明。

闻黎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

战时离乱中家庭失散的不可数计。抗战期间,闻一多夫妇带着5个孩子,从北方辗转中南和西南,行程数千里没有失散,但闻家保姆却与同在闻家做厨师的丈夫失去了联系。

翻开闻一多写给厨师赵师傅的信件,闻一多让赵师傅把家中的藏书和冬天的衣物寄到武汉。

“七七事变”发生时,闻一多的妻子带着两个较大的孩子在湖北探亲。闻一多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离开北平,与妻子会合。当时他判断这场战事不过是局部战争,大概会通过和谈解决,因此过冬的衣物、妻子的首饰和藏书都留在身后,随身只带了两部书稿。家则留给厨师赵秀亭照料。没想到,日军进驻清华园后,赵师傅杳无音讯,下落不明。这次南下也成了闻一多与北平的诀别。

1937年闻一多在北京休年假。他向学校申请了一名助教,想在休假期间编一部《毛诗字典》。这位1920年代的著名新诗人此时把做诗的热情大多转向了学术。5年前他从青岛大学到清华中国文学系任教,在大师云集的清华文科,学生并不买诗人的账。据吴组缃回忆,闻一多在讲台上侃侃而谈,他们这些学生就在底下搓脚作声,表示对诗人教授的不屑。闻一多为此深受刺激,激起了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雄心。和他在清华学校期间的朋友罗隆基等人相比,曾经热情高呼“这不是我的中国”的闻一多,对1930年代的政治十分疏离。

“九一八”之后,闻一多正在青岛大学出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校务委员,屡因对政治问题看法不同,与学生发生冲突,心情郁郁不欢。

闻黎明谈到闻一多此时的心境时说,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当时对国民政府抱有很大希望,希望中日关系能够在当时国际政治的框架之下政治解决。因此与学生关系紧张,让闻一多心情沉重。1932年他离开青岛,回到北平。清华请他出任中国文学系主任,闻一多就坚辞不就了。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后,中日签订《塘沽协定》。日本的对华战略意图已经明显。北平局势微妙。闻一多专心撰述,对文人论政表现得毫无好感。

他与罗隆基多年交好,两人在清华同处9年之久,但闻对罗在《益世报》上的激烈言论深感不满。1934年曾说,当官之道无非两条,“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指责罗隆基激烈议政,目的是“逆取”。

“七七事变”开战不久,炸弹丢进了清华园。飞机在学校附近低飞,四处人心惶惶。清华教授纷纷搬进了城。闻一多烦恼之下,索性趁早离开了北平。他离开不久,7月29日,日军攻占北平。9月,教育部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成立联合大学。

闻黎明:战争改变了我祖父的一生。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有两种气质,学者的气质和文人的气质。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处在于学术,但往往不能对世事忘情,不时要出来对现实政治问题发表议论。我的祖父也不例外。他本质上是一个学者,学术是他的终身事业,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慷慨激昂的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中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在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中,因为“君”的观念到他们那里已经虚化了,爱国的思想因此更加突出。至于他后来受到学生的欢迎,和他性格敏感、言论激烈、好走极端不无关系。

直到流亡武汉期间,闻一多不愿置身政治的观念仍然未变。闻一多的好朋友顾毓琇在教育部任次长,教育部邀请闻一多到咨询委员会中任职。家眷都在湖北,闻一多能去教育部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闻一多还是拒绝了顾毓琇的邀请。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武汉继之告急。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闻一多一路步行1300公里到昆明。后来他回忆说,当时学生情绪都很好,仿佛觉得“上面有一个英明的领袖,下面有五百万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战,反正是没有问题的”。他念念不忘的是,“到昆明后,有一个能给大家安心读书的环境。大家似乎都不大谈,甚至也不大想政治问题”。

闻黎明:1937年9月28日,昆明第一次遭到轰炸。我父亲与伯父正在小学读书,家里让保姆去接他们,没料到一去不回。祖父十分着急,自己也跑去接孩子,到了学校才知道,学校已经组织学生走了。回来的路上,飞机来了,祖父站在屋檐下,结果一片瓦片坠落,以致头部受伤。

为了防空,祖父曾与冯至以及叔祖父闻家驷全家住在一间山洞里。一次空袭中,一颗炸弹落在洞旁,幸而没有爆炸。一旦炸弹爆炸,山洞倾塌,难免将人埋在里面。有这次侥幸逃生的经历,全家搬到昆明城外,与华罗庚同居一屋。环境非常简陋。两家只隔一块布帘。华罗庚就在这里写出了《对数论》。直到1939年8月清华恢复文科研究所,祖父再次带领家人迁居。在昆明,联大教授这样动荡不安绝非闻家一家如此。

闻一多到云南后,愈发潜心学术。在蒙自,他在教授朋友们中赢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著名称号。生活之苦他并不以为意。认为后方再苦也不会甚于前方,应该理解国家的难处。

闻黎明:1941年,局势很困难。最艰苦的时候,祖父当掉了自己的皮衣,没想到回来的路上即感冒了,祖母大怒,祖父只得又把皮衣赎了回来——但这件衣服后来还是没有了。最困难的时侯,家中没钱买柴,早上父亲必带一群孩子到一条河边去洗脸。后来,祖父就开始替人刻图章养家了。

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其中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说法,让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长大的闻一多震惊。1944年的豫湘桂大溃败,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洛阳、长沙、衡阳、桂林,一路失守,难民如潮涌往后方,更激起了闻在内的知识界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军事危机最终引发了政治改革的呼声。知识界对军事受挫和自身赤贫的反思,最终上升到了政治反思的层面。

一向冷漠于政治,曾以“君子群而不党”为由,拒绝吴晗让他参加政党的提议的闻一多,也在此前后加入了民盟。他的心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火上房了,谁来救火都行”。进入民盟后,闻一多的极端性格仍然如故,虽然资格并非最老,但在党内声音总是最大。

还不光是党内。在李公仆的追悼会上,他何尝不是如此?他遇害前不久说,“政治问题诚然是暂时的事,而学术研究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但“暂时的难关通不过,怎么达到那永久的阶段呢?”他觉得,“政治上了轨道,局势一安定下来,大家自然会回到学术里来的。”闻黎明说,闻一多的思想变化,与当时的中年知识分子的变化一致。只是,他表现得更极端。-

“傅大炮”的眼光和脾气

重庆:1935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颁令,将重庆升格为直辖市。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于1937年11月定重庆为战时首都,1940年再定重庆为陪都。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历史学家。抗战时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曾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夜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代校长一年。

傅国涌:著名学者。

战争期间,傅斯年是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敢怒敢言,人称“傅大炮”。因为弹劾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一事,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留下一段有名的对话——

蒋:“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如此耿介、自信,是傅斯年的一贯风格。这场战争让历史再次染上了这位“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火烧赵家楼的干将的个人色彩。

“我替倭奴占了一卦”

抗战时期,傅斯年观察时局头脑清醒,有大局观,有历史感,学者傅国涌梳理了傅斯年关于中日关系的言论著述,认为其对时势的洞察把握,尤其为人称道。

傅国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傅斯年发奋著书,出版了《东北史纲》,以证明有史以来东北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从1932年起,他在《独立评论》、《大公报》发表一系列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章。当年8月,他撰文判断中日问题决无和平解决之望,希望与日本谋和乃是做梦,他认为如果要中日和平,除非满足日本的欲望,即使接受他们的“最小限度”的条件,也等于是奉送中华民国。所以他认为对日只有降和战两条路可以选择,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就是以人人当求必死的决心奋起抵抗。我们虽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

这是傅斯年对中日关系的基本判断。此后,他多次重申,中国无路可走,只有就地抵抗,只有有组织地抵抗,才有可能赌一下国运。他分析当时的局势说,中国远未到服输的时候——如果世界上只有中日两国,陆海军强大的日本必然马上毫不犹豫地吞灭中国,但在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日本也不能任意妄为。日俄、日美之间的关系到底会如何演变都在未定之中。他不断地提醒国人和当局,日本没有立即吞灭我们,既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是日本人的仁慈,而是由于国际均势虽动摇,却没有彻底失效。

他不仅洞察日本侵华的野心,而且认定中日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最后还是要抗战到底。此可见他的史家眼光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22个月后,傅斯年再在《地利与胜利》一文中估计战争走势。他认定日本的总策略是用相应的代价换取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一处呈胶着状态时,另从侧面进攻,或向另一很远的区域进攻,使中国感觉调动困难。

傅斯年认为,日本人的这一战略同时决定了最终失败。“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傅国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并非在他意料之外,早在抗战18个月后,1939年初他撰文,呼吁只要英美给予经济打击,日本就不能维持下去。1944年7月9日,正值豫湘桂大会战期间,日本发起最后一轮猛烈进攻,连下洛阳、长沙等重要城市,傅斯年却发表《我替倭奴占了一卦》,引用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判断这是日本万不得已的下策,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大陆上的地位,等待时机向盟军求和。他进一步判断,几个月后就会是中国反攻的局势,中国西部的地形早已消解了日本在兵器上的优势。他直言自己军事上的乐观,认为“倭奴手中已经没有不翻开的牌”。

同样是史家,老一辈的史学家陈寅恪从清华园西迁至云南蒙自后,做诗说:“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以中国历史上晋、宋、明三次南渡为例,唯恐难以北归。这是陈寅史家的眼光。傅、陈二人对局势判断如此不同,只能说两代史学家观察的角度有别了。

参政不做官

傅斯年从未在重庆政府任职。只是从1938年起,担任了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向来不愿从政,但抗战如救火,他视同征兵,义不容辞。

这个战时“征召”的参政员脾气很大,决不尸位素餐。

傅国涌:从1939年到1945年,他在参政会上或以提案、或以提问、或以口头询问、或以质询等方式,就财政、内政等问题向炙手可热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心人物之一孔祥熙提出尖锐的质疑,“傅大炮”的称号因此而来。从1938年起,更几次上书蒋介石,直言豪门权贵、长期掌管着国库钥匙的孔祥熙不仅自己贪得无厌,而且纵容家属和部下贪污腐败,他从物望、才能、用人、家风及内政、外交等方面指出孔祥熙不适合担任行政院长,劝蒋把他换掉。

如此,才出现了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时那一段精彩对话。

1944年,劣迹斑斑的孔祥熙终于被轰下台,其中就有傅斯年多年的呼号努力在内。由此不难看出傅斯年的道义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抗战甫一胜利,1945年10月,傅斯年从重庆赶到昆明,就任西南联大常委,一个月后才返渝。此时西南联大的局势,已非初去时“跑警报”、“泡茶馆”,“笳吹弦诵在春城”的平和景致。早在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的失利、政治腐败和物价飞涨、教授赤贫,使得昆明的教授们越来越激烈地批评中央政府,要求实行政治改革。

傅斯年回到重庆没有几天,昆明发生了国民党特务炸死学生的“一二·一”事件,傅斯年随即赴昆明调解学潮。

傅国涌:傅斯年处理“一二·一事件”后的学潮应该说是成功的,他在不伤害学生、教授的原则下、通过教授会议的渠道平息学潮,最后以国民党当局向学生妥协告终,显示出他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品质。他赶到昆明的当天就对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说:“我代表学校当局,对于这次屠杀事件不胜其愤慨,我以前跟你是朋友,现在是站在对立的地位了。”“你杀了同学,比杀了我的儿女还要使我伤心。”他对学生的感情已包含在这短短几句话当中。

许纪霖亦认为,处理“一二·一事件”可见傅斯年的才干。在这种“走钢丝”的关键时刻成功走到了彼岸,但在代理北大校长一年的时间里,他的“大炮”本色为历史增加了纷繁的歧义。

傅国涌:抗战结束后他代理北大校长,赌咒发誓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考古学家容庚给他写信,力陈自己的种种无奈和理由,他丝毫不为之所动。在他看来道理很简单,如果出任伪职的人不受到谴责,他就对不起跋山涉水远去西南边陲的教授和学生。对那些下水当汉奸的,哪怕像周作人那样有学问的,他也绝不宽恕,在他看来这是“正是非,辨忠奸”,是“‘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北大北归后,傅斯年每次提到罗振玉都要加“老贼”二字。在写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傅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他说的“胡先生”是胡适。傅斯年举荐胡适战后出任北大校长,却又在一年代理校长期间,为胡适处理了那些最“得罪人”的问题。他的目的是要尽一切办法使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这个“不够宽容”的傅斯年,就是如此是非分明、毫不拖泥带水的决绝。-

在沦陷的上海一夜成名

上海: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属于英美势力范围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被称为“孤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全面占领上海。

张爱玲(1920-1996):上海作家。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一个月前,上海的《杂志》还在咸阳路二号举办一场“纳凉晚会”,“邀请东亚明星李香兰女士和中国女作家张爱玲举行座谈”。

李香兰是当时沦陷区最出风头的电影明星,演唱的《夜来香》曾风靡一时,无论银幕上下,都是一派纯情天真的样子。她听说沉默寡言的张爱玲年龄比她还要小,不禁失语:比我还小?

座谈会上作陪的除了汪伪政府的官员和两个日本军官,还有《申报》社长陈彬龢。席间,陈彬龢不住问起张爱玲近来的生活经历和恋爱观,暗示她和胡兰成的恋情,惹得张爱玲一度十分不快。

这一年张爱玲25岁。很多人惊诧于她的年轻,上海的小报则风传她和汪精卫的前幕僚胡兰成之间的恋情,并把这段恋情和她已经没落的显赫身世联系起来。张爱玲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变成上海最有名作家,只用了两年时间。1943年5月到1945年8月,上海的杂志编辑都在想方设法向她约稿,她早早登上了声名的顶峰。

陈子善:从广义而言,战争对一个民族而言带来的灾难巨大,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百姓不可能全部搬到后方,国土沦丧的责任不能由老百姓来承担,老百姓的日子还是要过。张爱玲有一个自觉,她要写一个乱世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她不可能有其他的表现。这反而成就了她。

她第一部小说集的书名叫“传奇”,这本写上海和香港两地市民生活情感的书出版四天后就再版了。曾一心想出国留学,做一个职业女性。1939年她考取了伦敦大学,但欧战爆发了,她只能选择在香港大学就读;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又打破了她毕业后赴伦敦深造的计划。她回到上海,与姑姑同住,从此过上了卖文为生的日子。成为一个作家或许是这场战争对张爱玲的补偿。虽然成名之快、名声之大让她有“天才”的称呼,但如果不是这场战争,一举成名多少是难以企及奢望。

也是在这两年多时间里,欧洲战场上的盟军艰难地开始转向反攻,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却一直僵持不下。豫湘桂大会战之后,中国军队遭遇重创,一直在苦苦支撑战争带来的灾难的民众,从情绪到生活几乎跌到谷底,知识界亦不例外。巴金的《寒夜》里写到,一个小知识分子在胜利前夜的重庆贫病死去,他的妻子,一名“五四”后的新女性,却做了上司的情人,离开了自己的丈夫。这个故事读来心酸,却被认为是长久的战争中知识界饥饿、离乱和苦闷现实的写照。在昆明,朱自清的胃病因为营养不良而大大恶化。大后方的知识界已经开始用政治言论和行动表示对政府的不满。但在静安寺张爱玲的公寓里,这一切却像是不甚清晰的梦境。

张爱玲并非不知道战争的残酷,只是对战争和人生持消极到冷漠的态度。港战初期,日军飞机常来轰炸港大附近的一座要塞,张爱玲躲在宿舍最下层的箱子间,机枪声犹如“雨打残荷”——这个残酷的比喻出自她本人。她作为防空员驻扎在一间顶上安有高射机枪的图书馆里,仍然看书看得如痴如醉。日本人的炸弹一颗一颗越落越近,终于有一天,一颗炸弹仿佛丢在头顶上。张爱玲把防空员的铁帽子遮住了脸,双眼一黑。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自己没有炸死。这种恶劣环境中的阅读伤害了她的眼睛。然而她不以为意。“一个炸弹炸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

她还回忆到更可怕的事情,1942年12月,经过18天抵抗,驻香港的英军司令向日本人投降了。在劫后余生的庆幸里,她和朋友在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脚底下穷人青紫的尸首视若不见。

港战的经历后来成了《倾城之恋》的背景。张爱玲对政治的冷漠除了性格使然,也有对文明的失望在其中。战后“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她自答道:“事实是如此。”

参加1945年7月那样的聚会显得张爱玲对政治的冷漠有时候更像是无知,当然,她的成名也与这种态度不无关系。1942年之后上海文化界之复杂,笔墨难以形容。日军进驻公共租界后,有人进了班房,有人沉默不语,有人“洗心革面”。仍在公开发行出版的杂志报纸,经费和人员常常都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背景。不少人对她为求出名,发表作品不考虑刊物背景的做法表示担忧。

张爱玲的作品主要发表在三类杂志上,《紫罗兰》、《万象》是鸳鸯蝴蝶派杂志,《杂志》的政治背景十分复杂,《苦竹》则是她的丈夫、汪伪政府的宣传次长胡兰成所办,同样背景的还有汪伪政府交通部次长朱朴办的《古今》。

有经验的前辈试图劝说她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不要急于成名,尤其不要被政治势力所利用。著名的文化人郑振铎设想过把张爱玲的作品存放在开明书店,他可以提前支付稿费,战后再出版。但这个建议没有传到张爱玲那里。陈子善推测,即使张爱玲听到了这个建议,也不会接受。

陈子善:郑振铎是好意,但是不现实。这样的稿费怎么开?从香港回到上海后,她在圣约翰大学里短期就读,但是很快就出来了,主要的原因就是生计问题。生活上必须自立,她只能卖文为生。

另一个原因,张爱玲表现出对成名的强烈渴求:“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这需要在杂志不停地发表作品,也需要报纸杂志上能够将她作为一个话题——成名的感觉让她十分陶醉。

她与胡兰成的恋情也成了战争传奇的一部分。这个汪精卫的幕僚不过中学二年级学历,能进入汪精卫组织伪政府时期的核心,进而与日本军界接触——其间的政治沉浮不谈,聪明是不必说的。他素来抱着“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念头,又有风流才子的自怜自赏。眼高于顶的张爱玲像任何一个20多岁的女子一样,陷入了爱情,并最终在1944年与他缔结了婚约。

1944年的开始,胡兰成辗转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谋求政治出路。日本人投降后,他最终大势已去。但风声鹤唳之中,他还能与别人谈婚论嫁,并不惮于把所有的经过说给张爱玲听。战后他改名换姓,避难温州,又和一名寡妇有了婚姻之约——同样并不避开前来寻夫的张爱玲,当然也不拒绝张爱玲从上海寄来的资助。张爱玲最终失望并去信与他分手。

到了战后,在沦陷期间成名的经历和与胡兰成的恋情果然成了别人攻击她的理由。国民政府颁布了《惩办汉奸条例》,张爱玲不在其列,但社会舆论比执法机关更激烈。有人指责捧红她的《杂志》有日伪背景,攻击她的婚姻的也大有人在。

陈子善:张爱玲为自己辩护过。1946年《传奇》增订本三版的前言《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中说,她曾辞去出任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也即没有与日本人合作,至于她与胡兰成的恋情,纯属私生活,没有向公众说明的义务。这个声明在现在看来,也是很清楚的。她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领过津贴。这是一条底线。

她认为自己的婚事可以向家长交待,却不需要向公众交待。但中国人不这样看人的私生活。大家认为一个人的私生活也要讲民族大义。

傅斯年复员后在北京说的那些话,讲民族大义是没有错的,决不聘任周作人也不错,但是说战时在沦陷区上学的学生都是“伪学生”,这太过分了。在沦陷区也要生活、学习。

现在我们要探求张爱玲在战争中的选择,对于卖文为生的张爱玲来说,其实当时她并没有选择。如果不是战争,她早去了伦敦,也许嫁了外国人,也许做了一个白领。战争改变了她的人生。-

周作人:“下水”的隐士

北平:1938年7月29日,北平沦陷,1945年光复。

周作人(1885-1967):原名周櫆寿,号起孟,后改作起明。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作家、学者。

孙郁: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学者。

1939年元旦上午9点钟左右,国人一片“汉奸”骂声中郁郁不欢的周作人,正在家与前来贺年的学生聊天,仆人过来说,有一个天津来的客人要见他。周作人即请来人进屋。还没等周作人看清容貌,来客问了一声“你是周先生么?”抬手就是一枪,打中了周作人的腹部。再一枪,打中了周作人的学生。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刺杀周作人”事件。

这次暗杀行动中,周宅附近的一名车夫被打死,一名车夫被打伤,周作人的学生也肩部受伤,只有暗杀的对象周作人本人,因为毛衣纽扣阻挡了子弹,反而毫发无伤。一时间。到处都在纷纷猜测,杀手是什么身份。

《周作人传》的作者钱理群曾说,这次暗杀说明“当时在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关注着周作人的选择,并且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暗杀)施加自己的影响”。北平沦陷一年半后,周作人不得不要在“杀身成仁”与“出山下水”二者之间作出选择。

苏武与李陵

北平陷落之后,一方面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和很多文化机构都已南迁,二则国难当头,留在北平意味着要在日军的统治下做事吃饭,更有可能被逼为日伪所用,文人由此纷纷南下。然而,周作人却留在了北平。

1937年8月30日,上海的一份刊物上刊登了郭沫若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国难声中怀知堂”,其中说,国难中百姓心系军人,他却怀念仍在北平苦雨斋中的周作人,因为中国文人能与国际文化界分庭抗礼的人物不多,而周作人又是其中特别突出的一个。

刚刚从日本逃回国的郭沫若说:“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他相信,这对熟知周作人的日本人也是一剂“镇静剂”。

从郭沫若的文章来看,当时的舆论希望周作人能够和他的朋友们一样,尽快离开北平这个是非之地。很多人都担心,有一天周作人将面对某种艰难的选择。但是周作人仍选择了滞留不去,难道一向智慧的周作人看不出北平形势的莫测?

孙郁:周作人没有离开北平,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大概有三个。第一是他的家庭的确有困难,其次他本人向来比较自私而重安逸,不愿意颠沛流离,受南迁之苦;但最重要的还是与他对形势的判断有关系。周作人对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很悲观,他认为中国军事上不可能战胜日本。而且周作人对世界的看法有异于一般人。早在1920年代,周作人讨论文化的问题就常常超越国家和民族这些概念,这和他的兄长鲁迅谈论问题总把立足点放在中国的问题上不同。他又认为个人的生命、个性这些价值是第一位的,国家相比之下是第二位的。再说,他还心存侥幸——他的妻子是日本人,他或许想日本人未必会拿他怎样。

周作人当然也感觉到了那些关心他的去留的人,实际上在担心他在沦陷区说不定会被逼事敌。就在郭沫若发表了劝他南下的文章两个月后,他在同一本刊物上以致友人书的形式做了表白,先是表示家庭困难,不能南下,目前“回南留北皆有困难,只好且看将来情形再说耳”,但是他托人向北大校长蒋梦麟表示,“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

李陵是汉将,被俘后投降匈奴,终生没有回汉朝。苏武是汉使,被匈奴俘虏后却不肯投降——周作人以苏武自比,明白地表示了不会帮日本人做事。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令人失望。距离这番表白不到半年,1938年4月,上海的杂志突然刊登出周作人于2月9日出席由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照片和新闻文章。照片上,“周作人长袍马褂,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与华服、西装的汉奸文人中间。”

文章和照片一出,舆论哗然。5月5日,作家老舍领导的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发表通电,谴责周作人出卖人格去附敌,直斥他是汉奸。一个多星期后,另一份由18个作家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中则说,大家为周作人感到可惜和可耻,但还希望他能“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

在一片骂声中,也有人替周作人辩护过。朱光潜就和别人争执说,以周在日本知识界的声望,他自己本该料到日本人要利用他,留在北平可谓不智,但周绝对没有做汉奸的野心和勇气。就是到了1938年8月,胡适还化名“胡安定”从国外寄信给周作人,诚恳地请他“识得轻与重”,尽快南行。

胡适信到时,北平的日本人正一再相邀,用郭沫若的话说,“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请他出任大学教职,加入各种协会、留日同学会乃至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长,各种宴请、稿约和访问更是接连不断,但周作人一一谢绝了。直到1939年元旦的暗杀事件发生,日本军警进入周家实施保护,周作人何去何从终于到了不能再推诿的境地。

隐士下水

周作人收到胡适信后一个月后,寄去照片和回信表示不能南下。这封信辗转万里,寄到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一直到1939年底胡适才看到。此时,周作人已经在先后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北大文学院筹备员、北京大学教授兼北大文学院院长、东亚文化协会会员等伪职了。

此后一年,周作人于1940年12月19日在汪精卫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上,被派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了。

孙郁:他说过,“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曾想使北平的教育不受日本人的影响,他也的确为保存北大校产出过力,对出任汪伪政府的华北教育督办一事,也有过“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这样的解释,但是周作人出任伪职,1941年4月,作为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的身份,参拜日本天皇、靖国神社、慰问侵华日本伤兵,并向他们捐款等行为,以及在明知日本人在北平的种种恶行仍安之若素,完全不可原谅。

这个中国现代最有名的学者和作家,“五四”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学生眼中强调自由、独立和人性的老师,苦雨斋中的隐士,附逆后的种种行为,让人感觉他在“躬行他曾经反对过的一切”。这种思想和人格的严重分裂,又因为周作人在中国文化界的特殊地位,让人越发觉得难以理解。

孙郁:周作人思考文化习惯从人类和全球的角度出发,这是周作人思想的一个特色。他一生喜爱古希腊文化,试图寻找一种超越种族、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人性。这一点与和他同时代的日本某些学者非常相似。这些日本学者中就包括他的朋友武者小路实笃等人。武者小路实笃这些战前曾反战的知识分子,战争中纷纷鼓吹战争。战后日本的学者曾反思过日本人这种动辄从人类命运角度考虑问题的方式。这种问题的空洞在于——周作人认为中国文化不如日本文化,如果从这种角度出发,有没有汉奸一说都成问题。这或者也是周作人下水的一个思想根源。

钱理群认为,周作人对“如何评价这段历史的问题,至少在潜意识里,也会想到提出的……尽管周作人自身民族意识已经淡化,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周作人却又不能不承受中国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传统的强大心理压力,周作人在心灵深处越是拒绝这一历史评价,越是不能摆脱它所造成的阴影”。

1945年12月6日,周作人在八道湾11号被逮捕,第二年被判入狱14年。1949年6月出狱。他出狱后写作的数量仍然颇为可观。尽管世人对他下水事敌猜测纷纷,却从未有过什么说明。

周作人只在《知堂回忆录》中说:

在那个时期的事,我不想在这里说了,由我来记录,难免有像是辩解……我是主张不辩解的。-

中国通的中国之旅

东京:二战时日本的战争中枢。从1942年4月开始,整个战争中东京受到115次空袭。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在东京宣布投降。

竹内好(1910-1977):日本老兵、战后著名知识分子、中国问题专家。

铃木将久:东京明治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8年的战争结束了。

35岁的竹内好正呆在湖南某日军驻地里。1944年他应征入伍,被编在预备队,后来又到大队本部任中文教员和翻译。这个战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爱好者和战后的中国问题专家,一生关于中国的著作数量繁多,唯独很少谈到他在中国从军的经历。

竹内好的理论术语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说,都是遥远、陌生和不着边际的,如果要问一个中国人对竹内好这样的日本人的看法,他一定希望知道他作为日本老兵的一切,而在日本,竹内好虽然影响了战后的日本思想界,但他作为老兵这个最“身体化”的事件,似乎并没有得到强调和重视。

竹内好不是因为战争才第一次来到中国。战前和战争爆发后,他都以平民的身份来到过中国。生于1910年的竹内最初的形象,似乎仅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爱好者。1934年大学毕业后,组织了一个中国文学研究会,研究中国的现代文学。他一生钦服鲁迅。在1930年代,竹内的研究有一点离经叛道的意思:既背叛了日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汉学传统,也不同于当时大众媒体上关于中国的黄色和猎奇趣味的报道。

铃木将久:这些报道现在看来当然是有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的。中日两国距离很近,日本的旅游家来中国玩——对他们来说,中国是“玩的天堂”,这是指赌博和妓女。当然,对商人而言,这也是发财的好地方。当时日本的杂志和报纸的中国报道中,就充斥着这些游客的猎奇和商人的赚钱信息。

不见于报道的是,后来在山西与阎锡山激战雁门关的日本将领,这时候正骑着一头毛驴,勘探着中国北方的地形。

1930年代的竹内好想要在学者、游客、商人和军人的中国印象之外别开蹊径,这个固执的理想主义者一直认为,明治后日本的知识阶层西方化了,他们普遍不关心亚洲问题。但日本亚洲主义的传统意味着亚洲各国尤其是中日韩能建立比较共同的东西。他想象中的中国,是亚洲国家“现代化”同时并不“西方化”的典范,由此和日本这个学习西方文明的“优等生”的现代化道路区别开来。

有人认为,竹内好战前和战后对中国的研究,都是在试图印证自己关于中国的这个想象。然而战争最终打断了这种努力。

铃木将久:亚洲主义能不能为今天的中日关系、日本与亚洲的关系提供思想动力,还有待对这种日本思想的传统先行检讨和清理。在历史上,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想正负作用扭结纠缠,不能分开。正面的,在日本,人民曾经同情中国的命运,比如说宫崎与孙中山的关系,这种同情是不经过政府而民间互相的同情。负面的是,所谓纯粹的民间交流是不存在的,所有交流都有政治上的目的。实际上,日本的亚洲主义者几乎都是最坚定的主张侵略中国的人。竹内好持亚洲主义,可能为了将西方中心主义相对化一点。他对中日关系非常敏感,也非常焦虑,但是没有办法。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了,正当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万里长征,辞别了五朝宫阙。暂驻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的时候,他获得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奖学金,在北平留学两年,亲眼看到当时北平的文化界,文化人已经纷纷南下,他希望中活泼的文化交流并未出现。北平城内仿佛只剩下“寂寞”二字。

竹内好由此心中产生了对中日隔离、隔绝状态的反应,这种反应横亘在他的心中,到战后仍不能消除。以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竹内好开始“积极赞美”日本对美国开战。

铃木将久:中日之间的战争对竹内好来说意味着侵略。不管怎么说都是不对的。太平洋战争却意味着日本对美国开战,竹内好认为,这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他积极赞美。他当时思考的是近代的超克,希望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全部毁灭后,有新的社会秩序产生。一直到战后,他仍然对美国做强烈批判。

1942年到1943年间,竹内好再次到中国数月,从北平一路南下,观察到中国沦陷区内的种种景象。然而,太平洋战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除了让日本军队承受打击,既没有根本改变日本的对华政策,更对中国战区的现状几乎没有任何直接改变。

竹内此时记录的当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仍然是他在1937年感受到的隔离——甚至不仅仅是隔离,而是民族战争引发的仇恨。旅行结束后,他很快参军,作为士兵第三次来到中国。就是在军中,他写出了《鲁迅》一书。

上海师范大学学者张闳评价竹内好的这本书说,竹内好想通过这本书,“向中国租借精神父亲”。张闳认为,日本这个民族一直缺乏自己原创性的精神文化,进入现代以来,知识分子群体也缺乏精神上的原创性。他们学西方,却形成了物质庞大精神空洞的现代文化。而竹内则企图在鲁迅身上找到他想象中的东亚民族知识分子的精神形象和所谓东亚共荣在文化上的(而不是政治、经济、军事诸层面上的)典范。

在竹内好心里,1945年之后,中日之间似乎并没有因为停战而和解。战争状态似乎一直延续到1972年两国建交。日本人即使去了中国,也不能深入中国文化的深层。他撰写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对鲁迅和毛泽东做了许多自己的解释,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是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紧密相连的。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他看来,也是“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亚洲国家的典范,正好用来批判日本这个丧失了主体性的西方文明“优等生”。

铃木将久:竹内好在战后日本影响很大,作为中国专家写了很多文章。他写到的中国与我理解的中国不一样。他笔下的中国太理想化,为了批判日本的思想状况,有意将中国理想化。我能感受到他对日本的批判性,却不能理解其笔下的中国。

让年轻一代的学者重新重视研究竹内好,是因为1980年代以后,中日两国接触日益增多,在日本能够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但他们发现,国民间直接交流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彼此认识的深化。

一些年轻的中国研究者认为,日本国内最大的忧虑是右翼化,而右翼化利用了民众对战争的感情化记忆——这种记忆首先是一种受害者意识,一种对战争后期日本遭遇轰炸和核攻击的受害者意识。他们觉出,这种受害者意识是建构起来的。

铃木将久: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关于战争的社会意识并非如此。当时战争老兵还在,身体化的中国记忆还在。要等到这种身体化的记忆被忘掉,那种受害者的记忆才能浮现起来。就在此时期,我认真阅读竹内好,是想通过抓住他的一些思想,找到一条途径,能够打破这种虚幻的简单化的受害者记忆。

日本针对亚洲的战争因为欧美的介入而得以结束。铃木将久颇为失落地说,经过战争,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感受仍然一点都没有受伤,但他们对亚洲本已残存无多的认同,几乎完全消失了。高级知识分子从竹内好的时代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几乎对中国、对亚洲没有一点支持和关心,他们面对的仍然是竹内好时代的问题。

铃木将久:现在日本知识界对美国的想象可能是一种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想象。虽然日本知识界都认同普世价值,竹内好也认同这一点,但他关心的是这种普世价值的实现途径,这种实现途径应该是与西方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结构不一样。撰稿/汪 伟(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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