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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博大数据 2017/10/2 18:56:19 阅读:20

毛泽东一生有无数传奇的故事,其中显著的一个是:作为20世纪国际公认的大军事家,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座右铭,他戎马半生,指挥过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但却不曾像战士那样真正地摸过枪。与此相关的是,天眷奇才,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博弈中,这位中共最高军事指挥官,竟然没有受过一丁点外伤,似乎子弹总是与他擦肩而过,呼啸着远远离去。

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还有另外一方面的突出特质足以让人再次震惊,那就是他超越凡人的政治修辞能力。英国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的掌门人、英国剑桥大学皇家钦定思想史教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教授认为,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展现出的“政治修辞艺术”,是研究政治思想家极其关键的内容。由此,他的研究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一场“政治思想史的革命”。换而言之,在更经常的政治过程中,真正产生支配性影响的“笔杆子”,绝不亚于“枪杆子”。

昆廷·斯金纳教授如果懂中文,毛泽东一定会成为他重要的研究对象。

毛泽东嘴里的“辩证法”

凡是与毛泽东直接接触过的人,无不被他风趣的语言和诙谐比喻所震惊。什么叫“dialectic”(辩证法)?该词本意是同一著作不同版本之间的对话,很复杂的一个舶来品“大词”,但在毛泽东嘴里,“辩证法”会把人笑死。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解释“什么是辩证法”时说:“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观察实践之后才有的……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如看见人,看见狗…… 问三岁的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里头有同一性,有个别性,就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这就是辩证法。”

两天以后,毛泽东在同一个会上第三次讲话,再次解释了“辩证法”。他说:“中国人把结婚叫做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两个、三个,甚至八个、十个,像一样…… 新事物的发生、变化、灭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在中国共产党文献的政治语言中,“左”和“右”是一对敏感的字眼,并没有严格的“学术”定义,在一定程度上要视实际的语境而定。毛泽东1955年9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其中说到:“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 一语道破,“直译”主题。

毛泽东不仅不会说“官话”,而且对那种言之无物的“假、大、空”特别讨厌。同样是要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毛泽东的表达则是“羊肉”、“板鸭”和“火腿”:“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 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当更好吃,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在洋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

批评“大跃进”时期刮“共产风”的危害时,他要求地委书记们做到“三不叫”:“死牛之风应该算过去了,不要重复…… 作价入社与否,总之,不要死牛。中国共产党如果要有本领,今后不要再发生死牛之风,要做到‘三不叫’:人不叫,牛不叫,猪不叫。叫了就有死的可能。”

在党的公开会议上,毛泽东“报告”仍然是这种风格。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认为平均主义的毛病不在农民,而在政策。甚至把某些人脑子里的“共产主义”定义为“公开抢”。毛泽东有些激动地说:“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瞒产私分,深藏秘窖,站岗放哨,保护他们自己的产品。反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主义,写一个条子,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 他生产的嘛,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他懂得马克思主义。”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反抗。”

“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用无偿搞共产主义不行。”“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 旧社会叫做‘贼’,红帮叫做‘抢’,青帮叫做‘偷’。抢和偷,在名词上叫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 现在一点代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 群众普遍反抗,于是翻箱倒柜,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叫什么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

讲到“基础工业”在中国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时,毛泽东用“身体”作比。“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1964年6月6日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谈及“干部锻炼”,他要“放火烧身”:“放火烧身,可不容易;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包括我在内…… 所以一定要放火,以后我看至少三年一焚,五年再焚,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放两次火。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不是就好了吗?”(1957年7月8日在上海市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后来这一著名比喻竟在“文革”中被扭曲为“火烧”、“油炸”和“喷气式”。提倡“鼓足干劲”,毛泽东号召“向细菌学习”:“有一种微生物叫细菌,它虽小,但是在某点上来说,他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干劲十足,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天不怕地不怕,目中无人,它要吃人,不管是谁,它要钻进去。即使你是八十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在它看来,什么人都不算数。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发扬“民族风格”,他要制造“中国的概念香肠”:“有些东西还要民族风格……如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出口,自己吃。”(1964年3月与毛远新的谈话)

霸气天成的“毛式语体”

毛泽东讲究修辞的“气势”,形成了霸气天成的“毛式语体”。他反对照搬照抄的“鹦鹉”态度,对不合理的“洋模式”主张修正:“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

1957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某些新闻报道的“技术”极其不满,喝斥为“贾桂作风”。他说:“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这就是盲目屈服于苏联的压力。马列主义主张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

美国著名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甚至认为,从毛泽东的语言中可以透露出一种“直面死亡的绝对化倾向”,一种一往无前的挑战精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1957年3月8 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

众所周知,对于欺压老百姓的官僚主义,毛泽东怒不可遏。反映在政治修辞中就形成了具有浓厚民粹主义的话语结构“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除官气,要在干部中扫除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 (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第三次讲话)

毛泽东的“自己评价”也是政治修辞之极品。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经反复思考,给江青写了一封他自己称之为“黑话”的信,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这是毛泽东罕见的自我观察的“政治镜像”。

当今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经历了一个“语言学转向”,途经“解释学转向”之后,现在则进入了一个“修辞学转向”。或许毛泽东不会想到,在他去世30年之后,其思想不仅还活着,而且进入到了国际学术研究的最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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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

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副教授,编著有《晚年毛泽东》,被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丛书”列为必读参考书;《中华文化通志·学术典·政治学志》的主要作者之一;主编《国外学者评毛泽东》四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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