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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博大数据 2017/9/27 21:22:28 阅读:20
在内蒙古自治区成长起来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他生前心系群众、勤政为民,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极好的口碑。牛玉儒同志病逝后,广大干部群众都深切地怀念他;自治区党委也在今年9月作出了向牛玉儒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他勤政为民的先进事迹,并且要求把这项学习活动与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结合起来。牛玉懦同志无论干什么工作都是满怀激情,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困难”两个字。他自加压力,负重前进,从不为自己留余地,从不为自己留后路,并且远见卓识,思想超前。“勤政为民,鞠躬尽瘁”这八个字准确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储波指出,越是在关键问题上越能考验一个干部的品质与作风。牛玉懦同志到呼市工作后,组织得力,措施果断,夺取了首府抗击非典和经济建设的双胜利。他毅力顽强,精神饱满,甚至在生病住院时的生死考验面前仍然忘我工作,描绘着首府经济建设的宏伟蓝图。

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任亚平,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朋山,自治区纪委副书记娜仁出席了座谈会。(刘晓冬)

好官牛玉儒

2004年8月13日,北京协和医院,牛玉儒已经昏迷3天了。一大早,妻子谢莉就伏在他的病床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他的名字,他却浑然不觉。8时30分,谢莉附在他耳边,一字一句地说:“玉儒,8点半了,要开会了!”牛玉儒猛地动了动,忽然睁大了双眼,盯着妻子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又慢慢地闭上了眼睛。8月14日4时30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的民族干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市市委书记牛玉儒,因长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永远地离开了他深深挚爱的事业和无限眷恋的人民,年仅51岁……

牛玉儒是在内蒙古自治区成长起来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在为党和人民辛勤工作的历程中,他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忠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极好的口碑。他走上领导岗位以来,从来都是清正廉洁、公而忘私,勤政为民、鞠躬尽瘁,人民群众深切地怀念着他。他具备高超的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为党和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人民公仆大青山下留美名

2003年4月8日,正在中缅边境考察边贸经济工作的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牛玉儒,突然接到组织上的电话通知,要他速回。4月9日晚,他匆匆乘飞机几经辗转赶回呼市。第二天上午,牛玉儒正式走上了呼市市委书记的岗位。上任前,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殷殷嘱托:呼市不仅应当成为自治区的文化政治中心,更应当成为经济建设中心;呼市应当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要在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包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在全区位列前茅;呼市要和西部十二省区的首府城市一比高低,要把首府建设得更加漂亮,让首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有一个大的提高。

上任之初,正值呼市十一届人大六次会议召开期间。牛玉儒兴致勃勃地到人代会各代表团参加分组讨论,与大家共议呼市改革发展大业。分组讨论会上,他诚恳地向与会代表表示:首府重要的地位决定了它的建设不仅事关自身的繁荣和发展,还要发挥好带动全区的龙头作用,全区上下对此期望很高。尽管我个人压力很大,但我坚信,只要坚决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在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正确领导下,依靠集体智慧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力量,一定会把呼市各方面的工作搞得更好……会场内,雷鸣般的掌声一次次响起。

4月12日,呼市十一届人大六次会议胜利闭幕。刚刚走出会场的牛玉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意犹未尽地说:呼市今年要突出抓好3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继续扩大产业发展,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呼市经济增长有更大的发展后劲。其次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经济增长取得的成就体现在全市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上,同时使下岗职工和困难群众的生活能够不断地有所改善。与此同时,还要在城市建设上继续加大力度,提高首府城市建设的品位,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善城市建设的投资环境和城市对外开放窗口的形象。

正在牛玉儒准备大展宏图之际,4月13日,卫生部门通报:非典疫情在呼市地区呈蔓延之势。非典,这个让全球都感到陌生和恐惧的恶魔,对于刚刚上任的牛玉儒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4月15日,呼市地区非典防治工作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政府及时作出决策:呼市地区防治非典工作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呼市市委、市政府立即成立了非典预防控制领导小组,牛玉儒担任组长。

4月16日,刚刚参加完会议的牛玉儒吩咐秘书李理,要多准备一些矿泉水、方便面、咸菜,再买一双拖鞋放到办公室。李理明白,牛书记要住到办公室里工作了。随后,其他市领导也纷纷住进了办公室。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正式打响了。

从此,牛玉儒的身影开始频频出现在疫区、社区、农村、学校和出城口。

4月22日,牛玉儒赶往呼市第一医院,他主动上前与身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一一握手,并且亲切地说:“在战争年代,人民子弟兵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在和平年代的这场防治非典战役中,你们就是最可爱的人!”医护人员明白,牛玉儒书记这是在为大家壮胆鼓劲儿。大家都感动地流下了热泪。

李理回忆,那个时候牛玉儒经常出入各个医院、各个隔离区。为此,李理专门为他准备了手套、口罩等防护用具,但是遭到了拒绝。牛玉儒说:“不戴更好,要让广大医护人员和市民明白,党和政府在时刻关心着他们,科学一定能够战胜非典。”只有到病房检查工作时,牛玉儒才会穿上隔离服。

4月28日,呼市防控非典指挥部提出:要用20天时间建成全国最大的SARS救治中心。

消息传来,不少人表示怀疑:占地500亩,内设480个病房、800张病床,拥有一流救治条件的SARS救治中心,要在短短20天时间内拔地而起,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然而,奇迹诞生了——SARS救治中心如期通过有关部门验收! 时任呼市建委主任的邸明德至今记忆犹新:SARS救治中心选址工作刚结束,牛玉儒便与其他市领导进入工地视察,进行现场指导。当时,SARS救治中心工地还是一片荒草地,心急如火的牛玉儒几乎每天去一趟,督促检查工作。开工10天后,一期工程临近竣工,这时的牛玉儒每天至少跑两趟,工程质量更成为他最为关心的问题。他的休息时间少得可怜,经常是一天最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他的妻子谢莉深情回忆:“上任不到两个月,他有40多天没回家。我和孩子每天只好通过电视和报纸关注他、了解他。”

翻开牛玉儒的工作日志,人们惊奇地发现:在呼市工作的493天里,除去住院近100天,他有200多天在外出差。对此,李理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04年3月20日上午,牛玉儒从呼市乘坐最早的航班出发,经北京转机至成都,午饭后与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洽谈合作事宜,并且参观了该集团的楼盘和工厂;21日早晨又飞到深圳,然后坐班车去珠海,下午与珠海格力电器公司有关人员会谈,晚饭后再乘班车返回深圳,到酒店时已经近零点;22日上午在深圳分别参观了创维公司和康佳集团并且与两家企业相关负责人会谈,午饭后又从北京转机到银川,当日22时到银川,于当晚考察了银川的亮化工程,23日上午参观考察银川的城市建设,并且与银川市有关领导座谈;午饭后乘汽车前往乌海考察,当晚坐火车返回呼市;24日上午,向呼市市委汇报此次出行的收获。细算一下,牛玉儒在5天内跑了5个城市,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行程1万多公里。有感于他那快捷高效的工作作风,大家都称他为“飞行书记”。牛玉儒的司机陈磊告诉记者:“我给牛玉儒当了10个月的司机,就跑了5万多公里的路。”

对于牛玉儒工作的高效率,台湾城洲集团内蒙古合谦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曹荣峰感受颇深。2003年4月,城洲集团与呼市市政府签署了一份投资意向书,可当曹荣峰回去向集团董事会汇报后,一部分董事认为呼市地处偏远、经济相对落后、高科技人才匮乏,投资兴建高科技产品项目前景难料。得知这一消息后,牛玉儒急了。当年11月,他带着两位副市长亲赴香港洽谈。在与城洲集团董事的座谈会上,牛玉儒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呼市的确还是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地区,但是一些优势条件却是很多地方无法比拟的。在物流条件上,三条欧亚大陆桥有两条半在内蒙古,京呼高速公路马上贯通。呼市市委、市政府正在大力改造呼市工业的产业结构,因此特别希望高新技术企业加盟创业。”

牛玉儒招商引资的诚意和对呼市未来发展蓝图的精心描绘,感动了在座的所有城洲集团董事。晚宴上的一个细节,更加坚定了城洲集团投资的决心:面对五花八门的海鲜产品,牛玉儒似乎并不欣赏,他只是看中了香港菜肴中最普通也最便宜的腌咸鱼。曹荣峰说:“一个市委书记,办事如此认真、快捷,生活如此俭朴,让我们感到意外。董事们相信,呼市有一个诚信的市委和市政府。”不久,双方愉快地签定了合作协议。随后,总投资2500万美元的液晶显示器项目正式落户呼市。曹荣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哽咽着说:“牛玉儒书记去了,我们无以为报,遵照他的遗愿,我们力争在短时间内把公司打造成自治区最大、最重要的IT产业基地。”

伴随着牛玉儒来去匆匆的身影,呼市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2004年1~5月,全市共引进区内外项目102项,引进到位资金362106万元,并且连续3个月在自治区招商引资排行榜上名列第一。全市生产总值跃居自治区和全国省会城市前列,提前实现了“十五”计划的奋斗目标。

牛玉儒喜欢在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里微服私访,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民情。私访时,他常以出租车作为了解民情的窗口。2003年3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呼市某出租车公司的郝东升师傅开车途经自治区政府家属院,这时,从院里走出来两个大人和两个孩子,上了郝东升的车。从后视镜里,郝东升一眼就认出了戴眼镜的男子就是牛玉儒。当车行至新华广场十字路口准备左转弯时,牛玉儒问郝东升:“这几年呼市市内的道路状况怎么样?”郝东升实话实说:“不怎么样,就拿现在来说,正是下午4点多,应该不会堵车。但是你看,左转弯的车已经堵了20多辆。”等了两个红灯,郝东升才通过了十字路口,他满腹牢骚地说:“堵车成了新华广场到大天酒店十字路口这段路上的常事,已经好多年了。出租车司机都不愿意走这条路,大家宁愿绕道而行。”牛玉儒听了以后自言自语地说:“看来这两条路得改改了。”

也许是郝东升的话触动了牛玉儒,不到1年,呼市的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郝东升对记者说:“以前经常堵车,从早到晚没命地跑,一天下来也只能挣一百七八。如今,呼市街道拓宽了,出租车好跑了,一天下来能多挣50多元呢!”

牛玉儒脑子里总是惦记着事业,心里总是装着百姓。2003年7月15日,牛玉儒视察完东河景观改造工程后,给呼市水务局下达了一道命令:“决战40天,在全区两个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前完成改造工程。”之后,不管刮风下雨,他几乎每天去一趟施工现场,很多时候是晚上自己一个人去。决战到了关键的最后一周,呼市秋雨连绵,看到在秋雨中甩开膀子干活儿的工人,他十分心疼,立即吩咐水务局的领导给没有雨具的民工准备雨具,每天给民工熬两顿姜汤。事后,就雨具和姜汤一事,牛玉儒还多次给呼市水务局有关领导打电话,询问到底落实了没有。

2003年7月26日14时,牛玉儒冒雨来到青城公园进行了一番认真细致的考察后宣布:“全市公园要免费开放,还绿于民。公园本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可是因为1元钱,有多少市民被拒之门外,得不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享受。开放公园不仅仅是不收门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开放公园,体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关心群众的实际利益。”

2003年农历腊月二十八,牛玉儒随同呼市民政部门的负责人踏雪走访贫困户。来到玉泉区孙震世家,当他看到孙震世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听说他为了供养上大学的女儿欠下两万多元外债时,当即组织随行的各级干部捐款,以解孙家的燃眉之急。在得知孙家连台电视机都没有时,他立即指示民政部门的领导进行调查,摸清全市所有看不上电视的贫困户户数,并且要求民政部门必须拿出专项资金统一购买电视机,一定让所有贫困户在除夕夜看上春节联欢晚会。临走时,牛玉儒将3000元慰问金递到孙震世的女儿孙敏手中,反复叮嘱她要用这些钱好好置办些年货,不要舍不得花,一定要高高兴兴地和父亲过个年。像孙家一样,呼市近500户贫困居民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牛玉儒轻易不发火,但是有一次他却大发雷霆。2003年9月的一个中午,牛玉儒去内蒙古饭店会客。当时,一家施工单位在内蒙古饭店附近路段施工,只留下一个车身宽的通道,恰逢下班时间,道路拥堵,群众意见很大。见此情景,牛玉儒立即拨通电话,对有关单位领导大发雷霆:“‘三个代表’你们是怎么学的?这么一点儿工程,非要在白天下班时间施工,把老百姓堵在这儿,你们把老百姓摆在什么位置了?”然后,他又给施工单位的负责人打电话:“你们能干就干,不能干就别干了!”随后,他留下秘书李理监工,责令相关部门马上疏通此段道路。

广大市民心里有数,牛玉儒在呼市任职期间,人们最大的实惠就是收入增加了。呼市民政局的石黎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牛玉儒当市委书记的这段日子里,我的收入增长了880元,平均每天增长一块七毛钱。”

科尔沁草原的孺子牛

牛玉儒不幸逝世的噩耗传到他的家乡通辽市,父老乡亲们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西辽河不会忘记当年那位任劳任怨、勤奋工作的小伙子;科尔沁草原不会忘记这位勤政为民、鞠躬尽瘁的好干部;父老乡亲都称赞他是清正廉洁一心为公的孺子牛。

牛玉儒1952年11月出生在通辽市一个蒙古族革命干部家庭。上个世纪70年代初,哲里木盟(现通辽市)通辽县角干公社二大队三小队的土地上,留下了牛玉儒插队时留下的深深足迹: 当时只有18岁的牛玉儒,不仅热爱劳动,而且为人忠厚不怕吃苦。由于表现出色,牛玉儒被安排到了磨面厂工作。有一天,刘景华等9名女同学的集体户没有面了,晚上劳动回来无法做饭。她们把玉米扛到磨面厂,可是不凑巧,停电了。牛玉儒让刘景华到他们的集体户取一些面应急,她们没好意思去取。半夜,刘景华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牛玉儒一直等到来了电,加班把面磨好给她们送来了……

牛玉儒走上领导岗位后,他的一些亲朋好友也找他办过事儿,但是都遭到婉言拒绝。同学王立辉的一位在包头市工作的亲戚面临下岗,王立辉打电话希望时任包头市市长的牛玉儒出面给亲戚单位的领导说说情。一周后,牛玉儒回电话说:“这事情我办不了,包头市的情况和通辽市一样,许多单位职工面临下岗,还是让他自己再找别的出路吧。”一些老家的亲友和一起插过队的同学来找牛玉儒办事儿,牛玉儒总是让妻子在家好好地招待他们,带他们逛逛街,然后再买好车票送他们上车。谢莉说:“结婚25年了,在我的印象中,玉儒从来就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

父亲一直对牛玉儒寄予很高的期望。采访中,牛玉儒的二嫂李书平提到了一封信,那是牛玉儒在自治区纪检委任秘书长时父亲牛树人写给他的。父亲在信中说:“玉儒,你现在在自治区工作,咱们家的亲戚多,有的可能找你办这样那样的事,你一定要拒绝。他们可能要骂你六亲不认,不要怕骂娘,骂声越大,人民赞扬你的声音越高,历史上的包公不是因为公正清廉而名垂青史吗?你一定要坚持党性原则,要永远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品德……”

牛玉儒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官越做越大,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绝不以任何形式谋取私利。到呼市工作后,他曾经多次向家人强调:“凡是呼市的干部来家里拜访的,一律不准开门,有事请他们到办公室去说。”可是遇到上访的群众来到家门口,他是从不拒绝的。他会在刨根问底后积极热情地去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在群众的眼里,牛玉儒是一个充满激情而又平易近人的好领导。

1977年3月,已经是共产党员的牛玉儒被组织上派往通辽县莫力庙公社担任党委书记。当时他是哲里木盟最年轻的公社党委书记,才24岁。

如今已经70多岁的康舍义,曾经先后担任过任莫力庙公社管委会副主任、主任,分管农牧林工作,和牛玉儒是老搭档。他说:“牛玉儒到莫力庙公社之后,提出了大搞农田草牧场基本建设和封沙育林育草、改善生态环境、改善生产条件的全面发展规划。莫力庙公社当年就建成了1.2万多亩畦田,每个生产大队都建成了草库仑,每个生产大队都大搞青贮饲料,建成了青贮窖,为牲畜过冬和抵御白灾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1978年,莫力庙公社取得了牧业和农业上的大丰收。与此同时,牛玉儒还推行了牲畜改良和疫病防治工作,保障了畜牧业的健康发展。如今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瞻远瞩的发展思路。”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都荣时任莫力庙公社武装部部长,和牛玉儒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牛玉儒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工作上任劳任怨,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经常深入基层。当年没有汽车,深入基层主要就是靠步行,他一年不知要跑烂多少双解放鞋,他把整个莫力庙公社的11个大队全走遍了。”

牛玉儒所担任的职务越来越重要,但是艰苦朴素、忘我工作的作风却一直没有变化。2004年3月,二嫂李书平到呼市出差时去看望牛玉儒。牛玉儒晚上回家后拿出一个草绿色的针线包,要缝东西。李书平一愣:这不是27年前玉儒到莫力庙公社工作时自己给他做的针线包吗?李书平问:“这个针线包你还留着呢?”牛玉儒笑笑,算是作了回答。

2004年春节前夕,牛玉儒91岁的老父亲因为脑血栓住进了医院,李书平打电话把父亲的病情告诉了牛玉儒。李书平回忆说:“他听了半天也没有说一句话,后来他说‘二嫂,我回不去,这两天还要到南方招商引资,等我从南方回来后争取回家一趟’。”后来,牛玉儒的妻子谢莉给李书平打电话说:“那天玉儒哭了一晚上,他挺想念父亲的。”

春节到了,李书平接到了牛玉儒的电话:“二嫂,我初一回去,千万不要惊动通辽市里的领导,你和二哥到机场接一下就行了。”这是牛玉儒20多年里第二次春节期间回家,他一下飞机就直奔医院,坐在父亲旁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父亲看到他非常高兴,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放。

牛玉儒牵挂生病的父亲,但是他自己病了却不愿意让家人知道。李书平在朋友那里听到牛玉儒在北京住院的消息后和丈夫一起去看望他。牛玉儒却说:“你们干啥来了,我没事儿,回去吧。二哥二嫂,千万不要给爸爸讲我的情况,他那么大年纪了……”牛玉儒病危时,李书平和丈夫再次赶到了医院,没料到他又来了一句:“你们又干啥来了?”随后,他紧紧攥住二哥二嫂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

让鹿城经济大展雄风

1996年11月,牛玉儒出任包头市代市长,1997年4月14日被任命为包头市市长。上任伊始,针对包头市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他开始寻找解决的办法,并且迅速拉开了全市国企改革的序幕。

牛玉儒带领政府一班人,将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力争三年脱困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确立“抓大放小”的策略,力求在对23户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中找到国企改革的突破口。牛玉儒亲自挂帅,督促这23户企业进行改革。1997年7月,包头市地方企业首家股票上市公司——黄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标志着包头市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至1999年底,15户企业完成股份制改造,其他8户或者实行资产剥离,或者进入破产程序,国企改革取得了阶段性胜利。随着内蒙古骆驼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挂牌成立,包头市的国企从此驶上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轨道。

回忆起国企改革时面临的种种矛盾和牛玉儒那一个个果断的决策,包头东宝乐凯彩感明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方和燕京啤酒(包头雪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樊文月仍然记忆犹新。

包头东宝乐凯彩感明胶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包头精胶厂,成立于1960年,一直致力于骨质明胶生产。1996年年底,在这个运行了30多年的老企业中,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种种弊端开始凸显:管理落后,人员配置浮肿,科技含量下降,企业效益逐年下滑。当年底,企业进入破产程序,1997年3月破产终结。

当时,刚刚进入市长角色的牛玉儒,对包头精胶厂破产期间的职工安置以及债务等问题十分关心。牛玉儒多次召开协调会,想办法给企业找出路,最后盯上了东宝集团。牛玉儒斩钉截铁地说:“借东宝集团的管理优势和资金优势,启动这个破产的企业。”

1997年3月7日,包头市政府召开第十二次常务会议,会议全面落实了东宝集团整体接收原包头精胶厂的有关事宜。牛玉儒会后批示:“这是一个好事,请抓紧落实!”3月12日,新公司成立,原包头精胶厂705名职工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刘方清楚地记得,决定投产的那个时候,包头精胶厂已经停产半年了,整个厂子冷冷清清,已经不成样子。半年后,新公司进入了状态。在牛玉儒的关注下,1998年,新公司与乐凯公司重新恢复合作,乐凯公司注入资金,企业名声大振。2000年8月新公司正式更名为包头东宝乐凯彩感明胶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8月通过国家证监会的验收,目前上市的前期工作基本准备就绪。

刘方回忆:“当时的改制是一个创举,在此之前没有先例,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还不太明确。所以说牛玉儒是一个改革的市长、能干的市长、敢于承担责任的市长、能为企业出谋划策的市长。”

樊文月对此也有同感。他说:“1998年,牛玉儒经过多次调研后作出指示:包头雪鹿必须引进外来资金,借船出海。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呢?因为雪鹿啤酒当时的效益还算可以,企业的生存条件也不错。如果引进外来企业,那不是肥水流入外人田了吗?”

牛玉儒清楚改制的困难,于是他亲自到包头雪鹿啤酒厂做厂领导与职工的思想工作:“看得远点儿,破除小富即安的观念,不要局限于眼前的利益。从技术上讲,雪鹿啤酒解决不了的一些技术问题,引进燕京便会迎刃而解了。”

经过牛玉儒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导,包头雪鹿啤酒厂的领导和职工终于想通了。2000年11月,燕京啤酒(包头雪鹿)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燕京集团开始控股经营,并且投入资金7000万元。如今,燕京啤酒(包头雪鹿)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发展成为自治区啤酒行业中的优势企业。樊文月说:“燕京啤酒控股经营后,用4年的时间就走出了原包头雪鹿啤酒厂20年的路程。回头看看,如果不是牛玉儒果断决定与燕京合资的话,包头雪鹿啤酒厂哪有今天?”

1997年元旦,牛玉儒通过新闻媒体向包头市人民满怀信心地说:“1996年5月的大地震给我们的城市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我们要在重建家园、恢复和发展城市基础设施过程中带动和促进相关产业的大发展。”之后,以城市供水、道路通达、蓝天碧水绿地、安居、旧城改造和都市村庄五大工程为切入点的包头市城市建设全面铺开。

那是一个阴雨天,牛玉儒刚刚视察完曹家营、赵家营两个村子回到办公室,秘书便递来一封市民的质问信:“曹家营、赵家营这两个脏乱差的村子到底能不能拆迁?政府还能不能为老百姓办点儿实事?”面对群众的质问,牛玉儒在包头市政府常务会上一锤定音:“马上拿出这两个村子的拆迁改造方案,拆迁改造工作全面实施。”为了做好拆迁准备工作,牛玉儒亲自主持拆迁改造规划的编制、论证、资金筹集等项工作,形成了完整的决策。

其实,拆迁这两个村子的设想早在60年代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市政府几届班子都十分关心两个村子的搬迁改造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问题被年复一年地拖了下来。人们都知道,这两个村子正处于包头市市委、市政府门前阿尔丁广场两侧,土生土长的村民们对这里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拆迁工作困难重重。对此,牛玉儒要求拆迁人员要把思想教育与依法办事结合起来,拆迁工作必须做得合情合理,以理服人。

从此,牛玉儒更忙了,他经常亲自深入两个村子做思想工作。 赵家营村党支部书记杨玉山至今仍然记得,那段时间,牛玉儒几乎是每天去一趟曹家营和赵家营两个村子,有时要坚持到凌晨3点。一天,牛玉儒召集800多名村民开了个会。在会上,牛玉儒说:“你们的新村已经建设起来了,都是小二楼,也能对外出租挣钱。每户再给你们分一点儿耕地,想种地也可以,搞其他产业也可以。”政府想得如此周到,村民们的顾虑终于打消了。 在牛玉儒的亲自协调和大力支持下,曹家营、赵家营两个村子的1705户村民全部顺利搬迁。

赵家营村一位姓姚的养殖专业户对记者说:“当年让我们两个村子搬迁,我们还真不愿意,搬到新村后才发现我们搬对了。新村子不但漂亮,更重要的是村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裕了。如今我们家搞养殖,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

陈平是包头市供热公司原总经理,他清晰地记得,1996年大地震之后,包头市的内伤特别严重。1997年,青山区有100多万平方米新建房屋的采暖问题没有眉目。当时青山区由包头二电厂供热,于是,包头市政府出面与包头二电厂协调:市政府投入1500万资金,请包头二电厂在1997年冬天保证供暖。得到的答复是:困难很大,请市里自己想办法解决。

这个重担便压在了包头市供热公司的肩上,牛玉儒要求新的供热厂要当年建成,当年供热。陈平说,按常规,这么大的工程所需工期大概得一年半。牛玉儒告诉他:“资金我给你保证,限你在采暖期以前建成供热。今年冬天,如果有一个居民冻着了,你就别干了。”

包头市供热公司接下了这个工程。当时,牛玉儒基本上是过个一两天就要打电话问工程进度。1997年10月15日,工程如期竣工,牛玉儒亲自到现场点火。当年冬天,青山区没有一户居民挨冻。

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一方百姓?牛玉儒常就这个问题与身边的工作人员探讨。他说,政府要积极探索一条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途径,了解人民群众所想、所愿、所需。在他的倡导下,2000年10月18日,包头市市长电子邮箱和市政府热线电话12345开通,平时从不爱题词的牛玉儒这一回破了例,他专门为市政府热线题了词:“要办,就一定要办好。”如今,“12345,有事找政府”,已经成了包头市广大市民的口头禅。

牛玉儒的妻子谢莉说:“玉儒在包头市任市长期间,是个地道的工作狂。有段时间他每到晚上就发高烧,当时包头市城中村改造已经进入关键时期,他忙得连到医院检查一下身体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每天总是很晚回家,早上起来,两片儿索密痛下肚后又匆匆上班了。一次玉儒到上海出差,在北京准备转乘班机时,他打来电话说当晚就能回到包头市。在我的再三追问下,才得知他依然在发高烧,严重时还便血。我苦苦哀求他到北京的医院好好做一次全面检查,可是玉儒说转乘机票都买好了。我当时急坏了,放下电话就赶到东河飞机场,连夜飞到了北京,硬是在北京机场把他拦了下来。到医院一检查,诊断为腺性膀胱炎。第二天回到家,烧一退,他就又匆匆上班去了。”

那些天,牛玉儒每天晚上高烧不退,用两床棉被捂着还瑟瑟发抖。看着他忍受病痛折磨的样子,谢莉哭着请求他别再这样没白天没黑夜地干下去了。他却自信地安慰谢莉说:“没事儿,我这命硬着呢,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干呢。”

包头市原市长助理道尔基这样评价牛玉儒:“他是一个胸怀坦荡、不谋私利的人。我非常敬佩他的人品,他的心里只有工作,只有人民。”

在与病魔搏斗的日子里

在妻子谢莉的印象中,丈夫就像一台永不停息的机器,永无止境地向前运转着。

牛玉儒明显感觉到身体不适,是在今年4月参加呼市两会期间。在这段时间里,他总是感觉胃不舒服,曾经几次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买药,但是总不见效。而且,今春以来竟然一连数次感冒,这一现象引起了身边工作人员的重视。4月22日上午,利用人代会分组讨论的空隙,秘书李理硬是把牛玉儒劝出了会场,陪他到内蒙古医院就诊。检查结果令人震惊——结肠癌肝转移。医生建议他立即到北京进一步确诊,牛玉儒坚持等两会结束后才去北京检查。

在北京协和医院,牛玉儒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电话询问呼市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他要求每个部门必须每隔一周向他汇报一次工作,尤其是城建工作。他曾经多次亲自打电话给呼市建委主任孙建华,询问鼓楼立交桥亮化工程及新华广场的工程进度。有时,他一天甚至要打好几次电话。

这期间,重病缠身的牛玉儒一边为呼市的各项工作操心,一边还在积极地为即将召开的市委九届六次全委会做准备。为了能回来作大会发言,牛玉儒做了长时间的准备。

7月15日,牛玉儒提前一天回到了呼市,进了家门就让妻子给他准备第二天参加会议要穿的衣服,可翻遍衣柜也没有找出一身合适的,因为他的衣服大都不能穿了,他原来2尺9寸的腰围,现在不到2尺3寸了。牛玉儒说:“那就多穿几件内衣吧,尽量别让人们看出我身体上的变化。”他兴致很高地一件一件在衣镜前试着穿衣服,还让妻子和女儿从背后给他看看肩膀是否显得瘦弱。眼泪模糊了妻子的视线,她在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牛玉儒里三层外三层地到底穿了多少件衣服,妻子实在没有勇气去数。7月的天,正值酷夏,这对于一个刚刚做完化疗的癌症病人来说是多么的难以忍受。

第二天一早,牛玉儒衣着整齐、精神饱满地走出家门开会去了。呼市市委为他的身体着想,将讲话稿压缩到了40分钟之内,可是会上,牛玉儒一直在脱稿讲话,时间长达2小时10分钟。整整一个上午,妻子谢莉一直心神不定,她担心丈夫的身体吃不消,无数次跑到院门外等候丈夫归来,直到中午12时多,她才看到脸色惨白的丈夫被司机搀扶着回来了。他无力地倒在床边,双眼紧闭,连自己调整合适姿势的力气都没有了。 第二天,稍微缓过点儿神来,牛玉儒又去呼市建委听了整整一个上午的工作汇报。

在北京住院期间,牛玉儒从来没有把自己当病人来对待。据李理回忆,8月9日,医院给牛玉儒的家属下了病危通知单,可是就在3天前的8月6日,他还在病床上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自己准备在8月10日自治区中心组学习会上的讲话稿。

8月10日,牛玉儒进入深度昏迷状态,说话已经很困难了。当天下午,他昏睡醒来后,忽然发现妻子谢莉两眼红肿地坐在床边,他蠕动着双唇仿佛要向妻子说点儿什么。谢莉感觉到了他温暖的眼神,表情是那样的无奈,又是那样的依依不舍。突然,他的眼眶里溢满了泪水。谢莉明白,丈夫这是在向她做最后的告别。8月13日一大早,谢莉就伏在牛玉儒的病床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他的名字,他却浑然不觉。8时30分,谢莉附在他耳边,一字一句地说:“玉儒,8点半了,要开会了!”牛玉儒猛地动了动身子,忽然睁大了双眼,盯着妻子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又慢慢地闭上了眼睛。8月14日4时30分,牛玉儒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地离开了他深深挚爱着的事业和无限眷恋着的人民。

牛玉儒走了,留下了他未竟的事业。牛玉儒走了,他一生清廉,光明磊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便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 口文/本报首席记者 张泊寒 本报记者 王 宗【11.17.1.】(好官牛玉儒①)开栏的话:党的好干部牛玉儒英年早逝,广大人民群众都在深切地怀念着他。昨日,本报刊发了长篇通讯《好官牛玉儒》,对牛玉儒的光辉一生进行了深入报道。应广大读者要求,本报从今日起开辟《好官牛玉儒》专栏,向大家陆续推出关于牛玉儒的生动故事。

生命尽头显忠诚

从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的第一天直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牛玉儒的心思始终没有放在治病上,他想得最多的仍然是工作。据秘书李理回忆,牛玉儒每天躺在病房里,从早到晚不停地通过电话安排工作。有一段时间,李理和其他陪护人员都不敢进病房,他们担心被牛玉儒叫住谈工作。

病房里的情况自然逃不过护士们的眼睛。护士们几乎每天都告诫有关陪护人员,让他们劝牛玉儒多休息,但是却收效甚微。医护人员终于忍不住了,一天,护士长突然召集包括李理在内的陪护人员开了个会。会上,护士长发了脾气,她很不客气地说:“牛玉儒现在是病人,他来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治病。现在,你们都把病房搞成办公室了!”护士长严厉的批评在牛玉儒身上并没有奏效,癌魔无情的折磨始终没有减弱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之心,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口文/本报记者 王宗【11.18.1.】(好官牛玉儒②)这是老百姓的活命钱

据包头市原市长助理道尔基回忆,在他调任包头市市长助理的第二天,即1998年7月14日,市长牛玉儒就对他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

道尔基清楚,当时包头市有14万名离退休人员,占全区离退休人员总数的25%,还有8万多名下岗职工,占全区下岗职工总数的30%。国家规定,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及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必须按时足额发放,牛玉儒说:“这个钱是老百姓的活命钱,一点也不能马虎。”但是,当时收缴上来的资金还不足应发放总额的一半儿。考虑到税务部门可能有办法,当年10月,包头市政府发文把这项收缴工作交给了地税部门。 如此运行了一个多月,没想到情况更糟,收缴比例反而下降了。看到这种情况,牛玉儒和道尔基商量后,果断决定把一个多月前下发的那个文件作废,再由劳动部门牵头成立一个代缴中心。

随后,包头市政府又下发了一个补充文件,把收缴工作又拿了回来。道尔基说:“如果牛玉儒连之所以连发两个文件,是因为他一直都在关心着老百姓的活命钱 啊。”就这样,在牛玉儒的督促下,当年年底这项资金的收缴率就提高到了90%。 口文/本报记者 王 宗【11.19.1.】(好官牛玉儒③)9公里土路变成了沥青路

索德那木担任过包钢焦化厂厂长,与牛玉儒市长接触并不多,但是却有一件事情令他难以忘怀。1997年,焦化厂需要从石拐区采购100吨煤。石拐区的几个村庄是运煤车的必经之地,当时这几个村庄的路全部是土路,运煤车一过,尘土飞扬,农民们不乐意了,于是就想方设法给运煤车设置障碍,闹得焦化厂和这里的农民关系比较紧张。当时,索德那木是包头市党代会的代表。一次开会吃饭的时候,索德那木碰上了牛玉儒,他就把拉煤时与农民发生的不愉快说了出来。没想到,第二天索德那木就接到了牛玉儒的电话,让他和石拐区区委、政府的相关领导去一趟现场,在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后尽快作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在弄清问题的真正起因后,牛玉儒立即指示相关的4家企业领导开会协商解决问题。会后,这4家企业决定共同出资修路。很快,这段长约9公里的土路变成了沥青路,焦化厂和农民关系紧张问题迎刃而解了。索德那木说:“我一句不经意的话,牛玉儒竟然能记在心头,并且亲自过问、亲自督促解决问题,可见他是多么关心企业和老百姓。” 口文/本报记者 王 宗

5次拒收羊绒大衣

曾经给牛玉儒当过司机的刘文山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年,一位台湾商人在包头市投资,为一个小区搞饮水工程。牛玉儒说这是一个好项目,一来可以改善投资环境,二来可以改善投资结构。工程快做完时已经是深秋季节,这位台湾商人为了感谢市政府对他的帮助,特意给牛玉儒买了一件羊绒大衣。他先给牛玉儒打电话,说送羊绒大衣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感谢市政府和牛玉儒对他一个外乡人的信任和支持。牛玉儒婉转地说:“你来我们这儿投资搞建设,是在给我们谋利益,我哪能收你的东西?”这位台湾商人不死心,又3次给刘文山打电话,让他将羊绒大衣转交给牛玉儒。按照牛玉儒的指示,刘文山均拒绝了。刘文山以为这事儿就算结束了。没想到,一天早晨上班的时候,这位台湾商人又早早地来到市政府。他在门口拦住刘文山,说是已经和牛玉儒说好了,要把羊绒大衣放在车里,边说边往刘文山的车里塞大衣。刘文山见状,急忙给牛玉儒打电话,牛玉儒在电话中说:“这是哪儿的事?赶紧退回去,让他别再这样了!”

本报记者 王宗 他把493天延长了

牛玉儒的秘书李理认为,牛玉儒在工作中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他的激情来源于忘我的工作态度。

李理说:“我的电话24小时开机,牛玉儒经常在半夜十一二点给我打电话,让我记一些事情,包括他的一些新想法和对第二天工作的安排。”牛玉儒还经常在晚上10时多给市有关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打电话,有一次开常委会,他对与会的同志们说:“晚上我给大家打电话,影响了你们的休息,但是你们不要嫌烦,我是感觉压力大啊!”李理说,牛玉儒的压力来源于自治区领导和首府群众对他的殷切期望。牛玉儒总是说,呼市的发展速度能快不能慢,发展慢了就是一种倒退。牛玉儒总是给自己加压,他说,呼市目前处于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状态。李理说:“牛玉儒在呼市当了493天的市委书记,呼市城市面貌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牛玉儒功不可没。他通过勤奋忘我的工作,把这493天放大了延长了。” 口文/本报记者 王 宗

他看清了民族教育发展方向

云瑞军与牛玉儒素不相识,他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今年7月8日,在呼市十六中任教云瑞军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向呼市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份要求调动工作的申请书。云瑞军在申请书中这样写道:“呼市土默特学校是我的母校,有近300年的历史。我为她的历史骄傲,同时也看到了她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与其他学校形成的差距,我愿意为她加力,愿意成为她其中的一员。”

7月16日,牛玉儒在呼市市委九届六次全委会上带病作了长达2小时10分钟的讲话。也就在这一天,云瑞军拿到了牛玉儒亲笔批复的调动申请书。看到牛玉儒苍劲有力的笔迹,云瑞军一下子就愣住了,因为这种待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为此,云瑞军满怀深情地写了一篇题为《一位青年教师对牛玉儒书记的追忆》的文章。文中写道:“我想,牛玉儒书记虽然没有见到过我,但是从我的字里行间他肯定看到了一个青年人对民族教育的热情,也看清了民族教育发展的方向。他的高大之处在于他的细腻,在于他对人民的热诚……” 口文/本报记者 王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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